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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生清廉为政的董必武:为六角钱向党中央写检讨信

发表时间:2015-11-05 00:00:00来源:返回列表

       时过近半个世纪后,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革命同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。1985 年10 月邓颖超重返重庆,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,南方局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来到邓颖超面前,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:“老杨,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活可是够艰苦的。”杨继干说:“是啊,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三元法币,毛主席来重庆,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、胡豆,说我们的伙食比延安还差,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。”说到这里,杨继干回忆起一件往事,他深情地说:“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。有一次,有六角钱报不了账,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,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。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。”邓颖超忆及此事,也不无感慨地说:“这事我记得。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,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、几十万元、几百万元、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!”

  到西柏坡后,董必武的工作就更忙了。他经常外出视察, 参加各种会议。有一次到武安县冶陶镇参加解放区第一次财经会议,当地产的棉花很好, 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,布织得也不错,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便拿出一些布送给中央首长。当时董必武的警卫员和秘书也收到了几匹布,董必武知道后,严厉地批评了他们,让他们把布匹送了回去,并告诫他们,今后外出工作,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,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,一律不能收。

  董必武曾于1945 年、1954 年和1958 年3次出国访问,访问期间,他精打细算,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。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。他平时还将医药费、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,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。

  1954 年9 月,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其国庆节。往返的路上,他从坐飞机、住宾馆以及吃饭都强调节约外汇。保加利亚政府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 列弗,每个随员2000 列弗作为零用钱。大家想用这些钱买点纪念品。随团去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也说:“这点零用钱可以分给个人。”当卫士长问到董必武的零用钱打算买什么时,董必武询问了事情的经过,严肃地说:“这批钱不能分给个人,要交给大使馆,为国家节省点外汇。”

  董必武怕卫士长不理解此意,就进一步解释说:“这次我们出国,制服装,买礼品,坐飞机,住宾馆,花了国家很多钱。不要忘了我们革命刚胜利不久,经济还很困难,群众生活还很苦。再说,我们不能忘记过去,早在江西苏区时,党中央就提出‘节省每一个铜板闹革命’,这种精神不能丢!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,更要强调廉洁奉公,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,都用到经济建设上去!”

  听了董必武语重心长的话,卫士长很受教育,便激动地说:“我马上报告阎主任按您的指示办。”阎宝航是董必武的老部下,他知道董必武一贯坚持原则、办事认真,马上心服口服地说:“照董必武的指示办。”他把董必武的指示告诉了大家,同志们都同意把这批钱送给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。

  代表团的同志们虽然没有得到这批零用钱,却受到了一次比金钱更宝贵的教育。董必武一心为公的精神感动了代表团的每一个人。当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、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。他对董必武说:“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给大使馆的每一个工作人员。我们要向您学习,节省每一个铜板用来建设新中国。”

  1952 年,董必武来到大连视察工作。对这位党的创始人,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人极为尊重,安排得也很细致周到。有一次吃饭时,董必武停下了筷子,并让服务员赶快把食堂的负责人找来。负责人以为出了差错或者没有安排好,气喘吁吁地急忙赶来。董必武见负责人神情紧张,便笑呵呵地问:“大连的油菜不长叶子吗?”食堂负责人松了口气,明白董必武不是责怪伙食不好,面部表情自然了许多,不假思索地回答说:“长呀。”董必武和颜悦色地说:“那我吃的油菜怎么全是菜梗不见菜叶子呢?”食堂负责人恍然大悟,笑着说:“这是为首长的身体考虑呀,油菜叶子有虫子,不容易洗净,吃了对身体很不好,当然不能给首长吃,全扔掉了。”董必武听后摇摇头,耐心地对食堂负责人说:“农民种点菜是很不容易的,起早贪黑,风吹日晒,咱们可不能糟蹋农民的劳动成果啊!菜叶有虫子,好好洗洗,洗干净了就可以吃嘛,有什么问题?”食堂负责人很受感动,后来就按照董必武的要求不再把油菜叶扔掉了。

  1959 年,董必武再次来到大连考察。时逢国内经济遇到暂时困难,市场上很难见到大虾。接待处的同志考虑到董必武年老体弱,需要补养身体,专门为他买了两盒虾罐头。董必武坚决不吃。他对接待的同志说:“国家经济现在比较困难,我们还能吃大虾吗?一斤大虾能给国家换回多少钢!”接待处的同志再三要求董必武吃,说买都买了,下不为例。董必武就是不点头。最后,他们还是没能说服董必武,只得把两盒虾罐头退了回去。董必武特意嘱咐接待人员说,菜不要多做,剩下饭菜不要倒掉,下顿热热再吃。

  1964 年,董必武到武汉视察,5 月8 日去麻城重访昔日从事教育工作的地方,并邀请旧友到龟山风景区游览,品尝名菜,畅叙友情。农场工作人员请他为“龟山茶”题了名,离别时送他两斤“龟山茶”,他当即叫秘书付款。农场负责人说:“这是我们特意送给您老人家的,不要钱!”董必武说:“我之所以收下茶叶,是收你们全场职工的心意,若不要钱,那我就不要茶了。”结果还是按价付款8 元。

  1964 年,董必武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。他看到海军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,心情不错,还吟了诗。中午,海军部队出面招待董必武。走进餐厅,董必武一看,餐桌上摆满了名酒名菜,他便不声不响上楼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,闭门不出。他对秘书说:“中央有明文规定,待客不准摆宴,为什么还准备这么多的酒菜?”主人见状傻了眼,不知董必武是什么意思,也不知如何是好。大家站在董必武房间的门口面面相觑,手足无措,不敢贸然前去敲门。过了好久,秘书推开门出来。主人急忙上前询问,秘书回答说:“中央明文规定,待客不得大摆宴席,董老很生气,说不把名酒和名菜撤掉,今天的午饭他就不吃了。”

  明白究里后,海军基地的领导急忙进去向董必武赔礼解释说,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,就只有一些海味。那是不花钱的,是战士们从海里打捞上来的。我们有个潜水中队,就在我们招待所附近驻扎,平时结合潜水训练,战士们带一个网袋下水,顺便给我们带一点海味上来,给我们改善改善生活。大海嘛,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,靠海吃海,这不算是浪费。

  董必武听了这番话,并没有被说服。他表示,他应按国家对领导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,至于战士们改善生活,他不反对。作为部队领导,应该把改善战士生活放在首位,但改善生活与摆宴席是两回事。这样搞,会吃坏作风的,这样的宴席他是坐不住的。基地领导被董必武的精神所感动,只得把名酒和名菜撤走,只留下少量的海鲜,这样董必武才答应下楼吃了这顿便饭。

  1972 年冬,董必武因感冒住进了医院。这时中央批准他去广州疗养,大家担心他长时间坐火车身体受不住,再三劝他乘飞机去。可他坚决不肯,他给同志们算了一笔帐:“一架专机飞一趟广州要用多少油,要花多少钱。”他强调:“应当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。”

  董必武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,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。他喜欢书法,其字清秀、挺拔,集中了颜、柳诸家之长,又自成一体。他工作、会议之余,经常练字,可总是用些旧报纸,大楷写了写中楷,中楷缝里插小楷,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。一条毛巾先用来洗脸,旧了就用来擦手,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。董必武不仅自己率先垂范这样做,还十分重视培养子女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。他用《锄禾》一诗作孩子们的启蒙教材,常常为孩子们讲解,并且要求孩子们背诵。孩子们上学后,从小学到大学,家里一直采取“实物供应”的办法,牙膏用完了给牙膏,毛巾太破了给毛巾,从来不给钱买其他零食和消耗品,只给刚够来回乘公共汽车的车费。小儿子董良翮一心想买双自己喜欢的布鞋,竟要在车费中三分五分地积蓄两年才买了这双鞋,上大学后也仍然穿着布底鞋!儿子到外地读书,必要的钱家里自然会给,但董必武夫妇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。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:妈妈要你们“用钱记账,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,而是要你胸中有数,并借以了解物品在市场上的价格。这样做,养成习惯,你将来为国家、为人民服务,要用钱的时候,就会从实际出发,不至于专从需要方面着想而要顾及可能了。”

  1957 年,董必武任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当时,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。院子很大,很气派,儿女们也都乐意住在这里。由于“高院”离此很远,每天往返不仅不方便,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,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。他考虑着搬到离“高院”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,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,但他仍不改初衷。一天晚上,他和盘托出自己的主意,却立即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的反对。董老耐心细致地对全家人说:“第一,为我一个人,要有警卫排,要单独烧锅炉取暖,费煤,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,搬到中南海,这些都统一解决了,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。我不该搬吗?该搬。这第二呢?”稍作停顿后,他更深沉地继续说道:“我上班太远,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,要用掉不少汽油。如果家在中南海,再到‘高院’上班,近了一半路程,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。我们国家还穷啊。”

  1958 年初春,还在读初中的女儿董楚青养成了一种吃饭较快的习惯。一顿饭,三扒两赶地吃完了,却掉了不少饭粒在桌上。董楚青丢下碗筷就想走,结果被董必武叫住。“你看看,你看看。”他连连说道。年岁还小的女儿楚青茫然不知所措,怔怔地望着饭粒,默不作声。一生惯读诗书的董必武马上联想起古老的“锄禾日当午”诗句,绘声绘色地对女儿说道:“碗里、桌上有多少饭粒?‘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’啊,粒粒不能丢啊。”接着又严肃地说:“拣起来吃了。”此后,女儿再也不浪费粮食了。

  1969 年,小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面临着就业问题。年已83 岁高龄的董必武,对小儿子的就业去向态度十分明朗:“干部子女不能特殊,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!”于是,董良翮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。临行前,董必武把自己的一条在战争中用了多年、打着补丁的旧毛巾送给小儿子,叮嘱他说:“你是革命的后代,要严格要求自己,生活上要艰苦朴素,和群众同甘共苦,决不能高人一等!”“你不能当特殊农民,要做一个普通农民。你要听老农的话,听队长的话。”董良翮到农村后,董必武继续对儿子进行安心在农村劳动的教育,打消了他想离开农村去当兵的念头。在董良翮担任大队干部后,董必武曾让儿子把同他一起出差来京的干部请到家中,当着董良翮的面,对这些公社、大队干部说:“你们要帮助良翮,他还年轻,工作上要向你们学习,你们经验丰富,当他的老师,教育他在农村好好工作,参加农业劳动,让他还是当一位普通农民好。”

  董必武不仅教育儿子安心做晋县人,而且希望小孙子(董良翮的儿子)长大了也到晋县农村去。1972 年,86 岁的董必武在给小孙子的诗中写有这样的诗句:“父母在晋县,农忙事田亩。望尔速长大,协作左右手。吾意亦云然,世为农人好。孙良颇茁壮,天逸符大造。”

  1975 年初,89 岁的董必武病重住院期间,董良翮曾回京照顾父亲,但董必武却让儿子赶回晋县:“你是地方干部,农村工作忙,不能长期耽搁。我这里有人照顾,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。”于是,良翮只得与父亲挥泪辞别……

  董必武的二姐夫有一次未打招呼便乘火车来到北京。他出了火车站,坐三轮车找到董必武的住地。下了三轮车,自称是“董必武副总理的姐夫”,没有付车钱就一走了之。三轮车工人不肯罢休,向住地工作人员反映了此事。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得报,立即给三轮车工人付了车费,并表示了歉意。董必武下班回家听说了此事,大发脾气,严肃地批评了自己的姐夫。

  董必武的亲属们看到他位高权重,一度向他提出过一些要求。有的要求希望他批给紧缺的物资,有的想利用他的关系从边疆调回内地工作;还有的想请他出面“说句话”介绍进北京的大学念书。董必武对亲属们一一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解释,对不合理的要求,予以拒绝;对合理的要求,则劝告他们通过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。

  1964 年春,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子从外地去北京看他,一方面想见见世面,另一方面很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较中意的工作。董必武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,一面又提出几个基本“注意事项”严格要求他:“在北京逛逛可以,但不准租用小车,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我的亲戚关系。”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,董必武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。临别的前一天,董必武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,并把他叫到跟前说:“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,但我们都是靠各自的工资生活,除了看病、住房、取暖等不要钱外,其余都不能乱花国家一分钱。你家的困难,主要靠自己克服,实在克服不了的,可以找当地政府救助。”早就在寻找提出自己想法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:“你没钱给我不要紧,那你写个‘条子’给我,我拿你的‘条子’去找县政府,肯定很见效。”董必武严肃地说:“那怎么能行?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,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,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。”并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农村工作,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,不要向政府乱伸手,也不要向政府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。

  后来,董必武见仍有亲友向他提出各种自我要求,便干脆写了一封通函,说明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的道理;并将这封通函打印数十份,分别寄给亲友们。这样一来,请他利用职权办私事的亲友果然越来越少了。

  对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,董必武也常常勉励他们抓紧学习,希望他们每天都能抽时间读3至5 页书。同时,还约法三章:一、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;二、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;三、不许接受礼物。每逢组织上安排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,他都要当面讲清这三条规矩。

  董必武平时总是写“性习于俭,俭以养廉”8个字。可以说,这8 个字正是他淡泊、俭朴生活的写照。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置办过一个针线包,战斗间隙用来补衣修鞋,建国后仍保存在家中。作诗是伴随他一生的爱好,从1939 年到1975 年,他写的诗共有1300 余首。这些诗的草稿都写在旧信封、旧日历、过时的请柬及各种形状的废纸上,平日练习书法,他也不肯用白纸、宣纸,都是用旧报纸。他所用的毛笔,笔头掉了也舍不得扔,用胶粘在笔杆上,或用线捆扎在笔杆上继续使用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一直用着已经不能再用的旧笔时,劝他扔掉,董必武解释说:“一支笔,一片纸,一把牙刷,不值多少钱。可是,我们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,每个人浪费一点,几亿人加到一起决不是个小数字。社会财富,大家都要爱惜呀!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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